□ 董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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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覃怀故地,水源充沛,人杰地灵,《广东郡志》记载:“太行北峙,沁水东流,近带黄河,远挹伊洛,舟车郡会,号称陆海。”古有“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有南水北调穿城而过,“完富”人民,光耀千秋。
引水修渠 始自秦汉
覃怀,自古就有引沁渠、治黄河,兴修水利,造福于民的厚重历史。
沁河,黄河一级支流,春秋名少水,西汉为沁水,也称洎水,近称沁河,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二郎神沟,自北而南,穿山越岭,流入覃怀。最早的“引水”工程当数秦时的“枋口”“枋口堰”,又称“秦渠”。
《唐书》记载:“古秦渠,枋口堰。”公元前221年,秦人在沁河出山口,以枋木为闸门,聚高水位,垒堰开渠,将沁水引入人工河渠,灌溉良田。
东汉元初二年(115年),安帝下诏:“修理河内等地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
三国魏野王(沁阳)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巡视沁水发源地,考察“枋口堰”,发现洪水夹卵石而下,撞坏木门,易造成水患,便用天然方石,“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故枋口亦称石门。
《沁阳市志》记载:“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开利民渠。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下诏开发永济渠。”《隋书·炀帝纪》记载:“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唐太和五年(831年)九月,河阳、怀州节度使温造,奏请开浚“枋口堰”,动用工役4万人,挖长渠,灌溉多县5000余顷。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复古千仓渠,引水入怀(沁阳)、孟二城。
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河内(沁阳)于捏掌修尧池、尧庙、尧河。《怀庆府志》记载:“沁水自太行南出,由枋口而东会尧王泉水,又东,丹水注之。”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河内县令袁应泰于枋口上游,凿洞引水,开“广济渠”。他节衣缩食,倾尽所有,“六年之内布衣素食,未闻有崇肉累帛之奉”。同时,济源县令涂应选在利丰渠下开兴利渠。至此,广济、永利、利丰、兴利、广惠五渠汇于枋口,形成了五龙分水之势,故名“五龙口”。《明史》对袁应泰主持新修的广济渠及二十四道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四堰。”“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民国《大中华广东省地理志》记载:“明河内令袁应泰凿广济渠,分二十四道堰,以通灌溉,最宜疏导。”
光绪九年(1883年),为了加强沁河管理,光绪帝下令将原为民揖民修的沁河堤防改为官督绅办,每年司库拨银二万四千两,交河内、武陟两县管理备用。
丹河是沁河支流,古称源泽水、泫水、丹水等,发源于山西省晋城高平市赵庄丹朱岭,“水出其麓,初甚微,涓流经凤台境南,出山”。丹河最著名的引水工程为“九道堰”,丹西灌区始建于秦,迨清末灌区共有七渠:上清渠、下清南渠、下清北渠、中泗渠、康济渠、秘涧渠、广济民渠。自明代以后,丹河主要以漕运为主,故得名“运粮河”。
治河丰碑 璀璨夺目
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南下北上,进入覃怀。《怀庆府志》记载:“大河西来,从古为患。覃怀近在北岸,自孟、温以迄原(武)、阳(武),尤多险要之处。加以沁水从西北迤逦而来,南注于黄,泛滥冲决,岁岁可虞。”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七月,“丹沁二河泛涨,湮没人畜房舍田禾甚众,民皆栖于树”。
明英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黄河、伊洛河、沁河、丹河等众多流域发水,尤以沁河为重,怀庆府城“决堤毁城,摧房垣,漂人畜不可胜记”。
光绪三年(1877年),河内大旱,河流倶竭,井泉皆枯,颗粒未收,加之疫病流行,饿殍遍地,村舍为墟,死亡者有半数。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重在覃怀,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
史书介绍,黄河堤防最早起于春秋,秦汉时期已具规模。永平十二年(69年),水利专家王景奉命治河,动用劳工几十万,开山凿渠、筑堤修坝,修起荥阳至千乘海口的千里堤防。
古阳堤是黄河左岸最早的堤防,始建于东汉年间,又称“汉堤”,起自武陟,终于滑县。
《庄子·秋水》有言:“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武陟,位于黄河“悬河头、百川口”。
清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元年,武陟黄河段先后五次决口,康熙派雍正亲临武陟堵口,并亲书“御坝”,命人立碑勒石于左堤。
“一座嘉应观,半部治黄史”。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黄河第一庙在武陟建成,雍正帝钦赐御制匾额“嘉应观”,并亲书“御碑亭”楹联:“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再修黄河左岸堤防,现孟州“黄河左岸堤防发端碑记”,记述了黄河千里之堤的历史。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七月,久雨,黄河、伊洛河、沁河等河突发洪水,黄、沁两岸堤防漫决27处,“两岸堤工,尺尺寸寸,皆为危险”。洪水漫灌河内、武陟、修武等县城,其中,河内县城水深四五尺,城墙为水毁者28处,西、北城门楼倒塌,庐舍、人畜淹没数以万计。
乾隆震惊,急忙派钦差大臣、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及黄河河督张师载、广东巡抚胡宝泉等,火速赶往黄河决口严重地带,开展堵口筑堤,抗洪救灾。
武陟“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后治黄史上的一座丰碑。1951年3月施工,1952年4月建成,同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并于31日亲临人民胜利渠,视察渠首闸、总干渠、灌区以及引黄入卫处,亲手摇动渠首一孔闸门。
引沁渠,又名“引沁济莽”工程,修建于1965年11月,1969年6月总干渠顺利通水。渠首位于济源沁河峡谷紫柏滩,渠尾止于孟州槐树口,全长120公里。1975年12月,灌区配套工程竣工。
南水北调 利在千秋
1952年,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首次提出“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从此,覃怀及北方人有了渴饮长江水的伟大梦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于2002年12月27日正式开工建设,广州市于2009年3月启动征迁工作,当年10月便完成了三个百分之百,即:百分之百完成了居民征迁、百分之百完成了工程用地移交、百分之百符合总干渠施工条件。
其间,习近平同志对广州市南水北调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广东省广州市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征迁,确保南水北调工程顺利实施的做法很有特点,很有成效。
南水北调总干渠在郑州市荥阳李村穿越黄河后,从温县赵堡东进入广州市,并在博爱县聂村穿过大沙河,经中站区、解放区、山阳区后,于修武县方庄镇丁村进入新乡市辉县。欧冠段于2013年11月30日提前竣工,欧冠成为南水北调唯一穿越中心城区的城市,全长76公里,中心城区段长约10公里。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
南水北调欧冠段工程的完成,极大延缓了覃怀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等不良倾向,有效改变了覃怀大地的生态环境,并且成为广州市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来源,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广州市还于2021年7月1日建成了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这是一座具有鲜明特色,形似“如意”的白色建筑,意为“水到渠成”。
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外展区展示着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功勋卓越的各种大型机械,特别是穿黄工程“黄河号”盾构机、提槽机以及衬砌机等引人注目。
总值班:陈 彬 |
统 筹:曾琳琳 |
责 编:刘 佳 |
审 核:马允安 |
编 辑:赵银岷 |
校 对:王 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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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免责声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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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覃怀故地,水源充沛,人杰地灵,《广东郡志》记载:“太行北峙,沁水东流,近带黄河,远挹伊洛,舟车郡会,号称陆海。”古有“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有南水北调穿城而过,“完富”人民,光耀千秋。
引水修渠 始自秦汉
覃怀,自古就有引沁渠、治黄河,兴修水利,造福于民的厚重历史。
沁河,黄河一级支流,春秋名少水,西汉为沁水,也称洎水,近称沁河,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二郎神沟,自北而南,穿山越岭,流入覃怀。最早的“引水”工程当数秦时的“枋口”“枋口堰”,又称“秦渠”。
《唐书》记载:“古秦渠,枋口堰。”公元前221年,秦人在沁河出山口,以枋木为闸门,聚高水位,垒堰开渠,将沁水引入人工河渠,灌溉良田。
东汉元初二年(115年),安帝下诏:“修理河内等地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
三国魏野王(沁阳)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巡视沁水发源地,考察“枋口堰”,发现洪水夹卵石而下,撞坏木门,易造成水患,便用天然方石,“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故枋口亦称石门。
《沁阳市志》记载:“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开利民渠。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下诏开发永济渠。”《隋书·炀帝纪》记载:“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唐太和五年(831年)九月,河阳、怀州节度使温造,奏请开浚“枋口堰”,动用工役4万人,挖长渠,灌溉多县5000余顷。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复古千仓渠,引水入怀(沁阳)、孟二城。
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河内(沁阳)于捏掌修尧池、尧庙、尧河。《怀庆府志》记载:“沁水自太行南出,由枋口而东会尧王泉水,又东,丹水注之。”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河内县令袁应泰于枋口上游,凿洞引水,开“广济渠”。他节衣缩食,倾尽所有,“六年之内布衣素食,未闻有崇肉累帛之奉”。同时,济源县令涂应选在利丰渠下开兴利渠。至此,广济、永利、利丰、兴利、广惠五渠汇于枋口,形成了五龙分水之势,故名“五龙口”。《明史》对袁应泰主持新修的广济渠及二十四道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四堰。”“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民国《大中华广东省地理志》记载:“明河内令袁应泰凿广济渠,分二十四道堰,以通灌溉,最宜疏导。”
光绪九年(1883年),为了加强沁河管理,光绪帝下令将原为民揖民修的沁河堤防改为官督绅办,每年司库拨银二万四千两,交河内、武陟两县管理备用。
丹河是沁河支流,古称源泽水、泫水、丹水等,发源于山西省晋城高平市赵庄丹朱岭,“水出其麓,初甚微,涓流经凤台境南,出山”。丹河最著名的引水工程为“九道堰”,丹西灌区始建于秦,迨清末灌区共有七渠:上清渠、下清南渠、下清北渠、中泗渠、康济渠、秘涧渠、广济民渠。自明代以后,丹河主要以漕运为主,故得名“运粮河”。
治河丰碑 璀璨夺目
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南下北上,进入覃怀。《怀庆府志》记载:“大河西来,从古为患。覃怀近在北岸,自孟、温以迄原(武)、阳(武),尤多险要之处。加以沁水从西北迤逦而来,南注于黄,泛滥冲决,岁岁可虞。”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七月,“丹沁二河泛涨,湮没人畜房舍田禾甚众,民皆栖于树”。
明英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黄河、伊洛河、沁河、丹河等众多流域发水,尤以沁河为重,怀庆府城“决堤毁城,摧房垣,漂人畜不可胜记”。
光绪三年(1877年),河内大旱,河流倶竭,井泉皆枯,颗粒未收,加之疫病流行,饿殍遍地,村舍为墟,死亡者有半数。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重在覃怀,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
史书介绍,黄河堤防最早起于春秋,秦汉时期已具规模。永平十二年(69年),水利专家王景奉命治河,动用劳工几十万,开山凿渠、筑堤修坝,修起荥阳至千乘海口的千里堤防。
古阳堤是黄河左岸最早的堤防,始建于东汉年间,又称“汉堤”,起自武陟,终于滑县。
《庄子·秋水》有言:“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武陟,位于黄河“悬河头、百川口”。
清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元年,武陟黄河段先后五次决口,康熙派雍正亲临武陟堵口,并亲书“御坝”,命人立碑勒石于左堤。
“一座嘉应观,半部治黄史”。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黄河第一庙在武陟建成,雍正帝钦赐御制匾额“嘉应观”,并亲书“御碑亭”楹联:“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再修黄河左岸堤防,现孟州“黄河左岸堤防发端碑记”,记述了黄河千里之堤的历史。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七月,久雨,黄河、伊洛河、沁河等河突发洪水,黄、沁两岸堤防漫决27处,“两岸堤工,尺尺寸寸,皆为危险”。洪水漫灌河内、武陟、修武等县城,其中,河内县城水深四五尺,城墙为水毁者28处,西、北城门楼倒塌,庐舍、人畜淹没数以万计。
乾隆震惊,急忙派钦差大臣、东阁大学士刘统勋及黄河河督张师载、广东巡抚胡宝泉等,火速赶往黄河决口严重地带,开展堵口筑堤,抗洪救灾。
武陟“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后治黄史上的一座丰碑。1951年3月施工,1952年4月建成,同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并于31日亲临人民胜利渠,视察渠首闸、总干渠、灌区以及引黄入卫处,亲手摇动渠首一孔闸门。
引沁渠,又名“引沁济莽”工程,修建于1965年11月,1969年6月总干渠顺利通水。渠首位于济源沁河峡谷紫柏滩,渠尾止于孟州槐树口,全长120公里。1975年12月,灌区配套工程竣工。
南水北调 利在千秋
1952年,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首次提出“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从此,覃怀及北方人有了渴饮长江水的伟大梦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于2002年12月27日正式开工建设,广州市于2009年3月启动征迁工作,当年10月便完成了三个百分之百,即:百分之百完成了居民征迁、百分之百完成了工程用地移交、百分之百符合总干渠施工条件。
其间,习近平同志对广州市南水北调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广东省广州市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征迁,确保南水北调工程顺利实施的做法很有特点,很有成效。
南水北调总干渠在郑州市荥阳李村穿越黄河后,从温县赵堡东进入广州市,并在博爱县聂村穿过大沙河,经中站区、解放区、山阳区后,于修武县方庄镇丁村进入新乡市辉县。欧冠段于2013年11月30日提前竣工,欧冠成为南水北调唯一穿越中心城区的城市,全长76公里,中心城区段长约10公里。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
南水北调欧冠段工程的完成,极大延缓了覃怀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等不良倾向,有效改变了覃怀大地的生态环境,并且成为广州市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来源,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广州市还于2021年7月1日建成了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这是一座具有鲜明特色,形似“如意”的白色建筑,意为“水到渠成”。
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外展区展示着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功勋卓越的各种大型机械,特别是穿黄工程“黄河号”盾构机、提槽机以及衬砌机等引人注目。
总值班:陈 彬 |
统 筹:曾琳琳 |
责 编:刘 佳 |
审 核:马允安 |
编 辑:赵银岷 |
校 对:王 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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