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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夏都遗址
□贺新花

2024/5/24 11:19:34    来源：欧冠晚报

　　3月下旬，当我还穿梭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时候，爱人在微信上发来一张截图，是洛阳市偃师区的景点介绍。我知道，爱人开始安排清明小长假的行程了。我浏览了一下，第一个景点就吸引了我——偃师黄金大草原，接下来是玄奘故里景区，还有曹丕墓等。我立马回了一句：“不错呀，去吧！”

　　当时，我已经连看了几天的高楼大厦，眼前突然出现了大草原的幻觉。我忘不了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看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情景，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顿时占了上风。

　　一

　　从上海回来，我突然想到，现在是春天，虽然草木萌芽、生机勃发，可是距离郁郁葱葱还远着呢，哪里有草，哪里有大草原？爱人也笑了，说：“草原是秋天的事，现在只能去二里头夏都遗址，还有玄奘故里景区了。”草原是泡汤了，可是偃师的景点依然强烈吸引着我，尤其是二里头夏都遗址，那可是中华民族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都城，历史文化旅游对我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第一次来二里头夏都遗址的时候，我笑自己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这里有个夏都遗址。当时带着孩子，不能细细品味，我和爱人还没有离开就约定择机再来。相隔一年第二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在博物馆二楼，我们偶遇了农民讲解员郭振亚。

　　郭振亚的讲解很专业，细问之后得知，他已在二里头夏都遗址泡了近50年，曾经跟随考古专家许宏教授做客央视，讲解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故事。

　　郭振亚出生于1951年，是偃师区翟镇镇圪当头村人。这个圪当头村，与二里头村同在夏都遗址范围内。郭振亚22岁的时候，无意中用锄头发掘出了二里头遗址首件青铜礼器，并主动上交了国家。当地文物部门奖励他1.5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男劳力三天的工分。

　　今年73岁的郭振亚精神矍铄、十分健谈。他说，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考古，热心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当起了义务讲解员，并与来二里头遗址工作的众多考古专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认识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不少专家，并且作为一名农民嘉宾受邀做客央视的《读书》栏目，讲解二里头夏都遗址。经过几十年的讲解，他自己也成了专家。通过这位土专家，我了解了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发现过程，重新认识了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

　　二

　　徐旭生发现二里头夏都遗址的过程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对我国历史特别是上古史呕心沥血的研究。就像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被苹果砸中的人何止万千，而能够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源自于一个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敢于发现的大脑。

　　徐旭生发现夏都遗址，完全是他苦苦寻找的结果。

　　考古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充满艰辛，也充满惊喜。记得自己当年高考时，最感兴趣的专业就是考古，冥冥之中有过报考北大考古专业的想法，不是艺高人胆大，是无知造就狂妄。当时还想着，此生我将我身献给考古事业，风餐露宿、荒野露行，是何等的豪迈！可惜，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阴差阳错读了中文系，今生与考古无缘。但是我对考古依然十分痴迷和热爱。同样是学文科、毕业于中文系的爱人，对历史文化的痴迷程度不亚于我。

　　历史发展的道路困难曲折，发现历史的过程同样困难曲折。

　　曾经，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遭受质疑。

　　我国的考古事业起步较晚，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广东安阳殷墟遗址被发现，接着是郑州、商丘、洛阳等地遗址相继被发现，可这些都是商城遗址，在这些已经发现的遗址和文物中，始终没有找到夏王朝存在的直接和关键证据。

　　因为没有考古发现，夏王朝的存在遭到质疑。难道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虚构的吗？其真的像外界传言所说是不存在的吗？

　　不，它确确实实存在。如何证明它的存在？这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清清楚楚记载了夏王朝的历史延续：“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但是，因为《史记》成书之时距夏王朝已过去一两千年，其可信度被怀疑。这种思潮甚嚣尘上，甚至被国际社会所诟病，不仅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遭受质疑，我们的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也遭受质疑。甚至出现一种说法，中华文明是西来的，本土并没有中华文明，而仰韶文化、甲骨文、殷墟等的发现，有力回击了中华文明西来的说法，向世界宣布我国是有自己的考古发现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启动了中国文化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会聚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测年技术学等领域100多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在这批科学家中，徐旭生名列其中。

　　三

　　徐旭生出生于1888年，广东南阳唐河县人。他的父亲是晚清秀才，当过私塾先生，加上家里有藏书，这些为聪慧好学的徐旭生的童年提供了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化基础，以致后来他上新式学堂、远赴西欧、留学法国攻读哲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职务，是新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

　　徐旭生的历史学、考古学著作有很多，翻译著作也有，可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这本书的诞生，还牵扯出一段旧中国的屈辱史。

　　往前推不到100年，1926年末，瑞典组织瑞典、德国、丹麦三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一个大型远征队，准备到我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北洋军阀政府与其签订的不平等协议中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而且采集到的历史文物全部运到国外进行研究。

　　这件事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北京的几个学术团体发表宣言，表示强烈抗议。经过艰难交涉，最后促成新的协议，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采集到的历史文物留在中国。当时我国的考古学刚刚诞生，处于起步阶段。中方科学家徐旭生辞去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系主任职务，任中方团长，带队参加。这个考察团的组成，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珍贵文物被外国人随意掠夺而流落海外的历史。

　　这件事让我想到我国的考古事业走过了怎样艰难的历程，想到我国考古前辈跋涉过了怎样艰辛的路程。

　　四

　　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59年4月，年逾七旬的徐旭生带队，不远千里从北京出发，来到豫西，来到传说中夏王朝的领地，有针对性地调查夏都遗址。

　　经过一个半月时间的走访，有了包括二里头遗址在内的几个重大发现，并且凭借他对夏、商、周多年的研究功底，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建筑规模和出土的文物，大胆提出了“二里头夏都遗址”的推测。徐旭生返京后，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徐旭生的这个发现和推测让考古学家兴奋，成为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这一推测也决定了此后几十年夏文华的探索方向。

　　徐旭生的考察成果让我们脚下的二里头村成了考古史上的名村，二里头夏都遗址的问世，解决了夏、商、周断代问题，使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

　　同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村，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的60余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第三任队长许宏，以及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揭开了二里头遗址的庐山真面目。

　　60多年的考古发掘，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二里头遗址，被拨去了层层迷雾，露出了真实的面容。考古界确定了二里头遗址就是夏王朝的都城遗址，验证了徐旭生的大胆推测，将二里头遗址正式定名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认可。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公园，有大型宫殿区、祭祀区、青铜器作坊区、绿松石器作坊区、排水道、城墙、墓葬区等遗址。在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摆放着石器、陶器、铜器、玉器、骨器、蚌器、绿松石器等出土文物。

　　这些遗址和文物，告诉我们夏王朝的先民曾经在这里生活。看着这些文物，我隐约看到了夏王朝先民的日常。他们的工具很笨拙，但我看到一件用骨头制作的箭头，白中发黄，式样十分精致小巧，打磨得很锋利，不知是征伐的兵器，还是打猎的工具。

　　对于夏王朝，我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是夏历的推行使用。我国是一个农耕大国，早在夏王朝时期，人们对日、月、星辰已经开始观察，发明了夏历，并使用到农业生产、人们的生活中。可见，那时候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我和爱人行走在二里头夏都遗址文化公园，看着土夯墙围成的夏都宫殿遗址，仿佛循着了历史的脉络，走进了古老文明的国度，看见了夏王朝迎风招展的旗帜，听到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