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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肖传国雇凶伤人的警世价值]

2010-10-18 9:25: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真学者在研究和发现中实现人生价值，从不满足现有知识和流行观念，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迎战并克服困难，探索未知世界，内心始终充盈。伪学者人生的主要目的则在于获得更显赫的地位、更大的权力、更多的金钱和更高的荣誉，“夸逞功业，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作人”，灵魂永远空虚。

一举锤成千古恨

    在学问上，伪学者把心思重点放在钻营上。真学者将研究视为目的自身，具有执著的追求和献身科学的精神，赋予学术以一种与生命同价的内在的神圣性。伪学者把研究当成沽名钓誉的手段。他们信奉成功就是一切，手段可以不计，而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拥有地位、权力和荣誉。

    1991年5月，湖南省政府首次提名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当年生物学部新增的学部委员有34人之多，而袁隆平却榜上无名。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再次申报推荐，袁隆平仍然没有评上院士。这个结果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有报道甚至认为：“袁隆平评不上院士比评上引起的震动更大。”但袁隆平的态度很坦然、很超脱，他平静地说：“我没当选为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低。再说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也不是为了评院士。”

    2005年，肖传国经过自己和所在单位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同年9月，方舟子指出，肖传国的申报材料有假，在“肖氏反射弧”理论指导下的手术疗效也值得怀疑。在与院士失之交臂后，肖传国声称：“如果没有方舟子，我应该早就是院士了。”“我要亲自报仇雪恨……本教授有恩必报、有仇必报。”

    丘成桐曾说，国内“很多年轻教授想着怎么评上杰出青年等奖项，到了四五十岁又想着当院士。他们看到的是物质好处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发现科学精要时带给自己内心的快乐。”肖传国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曾是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首席科学家……但有了这些，他还嫌不够；为获取中国科学界的“最高、终身荣誉称号”，无所不用其极。在院士梦破灭后，他恼羞成怒，在自私、贪婪和狂妄心态的驱使下，“一举锤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品德最重要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质可能比纯粹理智的成果对一个时代以及整个历史进程所具有的意义还要大。不仅如此，甚至后者的取得也要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德境界。而且这种依赖程度比通常认为的大得多。”

    肖传国犯事后，有人感到惋惜，说他业务能力强，情商很低。其实，一个思想境界不高的人，在业务上，很难有大的建树与成就，因为“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

    一部人类知识的进步史，倾注了无数立志献身于自己所挚爱事业的学者与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沈从文谈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说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工作、对学问热爱达到痴迷的程度。丁肇中40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自己成功秘诀的概括是：“与物理无关的事情我从来不参与。”而肖传国这样所谓的“顶尖学者”，却是依靠私心和利益打造出来的。他信奉“功夫在诗外”，而非一心向学；朝秦暮楚、患得患失，纵然有些天赋，也很难全部用到正当的地方。

    为学以诚信为本，靠剽窃和造假，永远成不了大师。好的学者，内心清澈、底线坚实，立业建功，脚踏实地，从而能够将科学事业点点滴滴地推向前进。而坏的学者，则因缺乏起码的德行和操守，不甘使笨工夫，不甘坐冷板凳，乐于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取得的所谓的“成果”，无论多“伟大”，多“领先”，无非是“水中月，镜中花”；所获得的地位再“高”，名声再“大”，无非是构建在沙滩上的海市蜃楼。

    厚德方能载物，性格决定命运。好的学者通过治学修其身、养其性、厚其德、弘其量、大其识，有不屈的意志和平常的心态，遇一番横逆，便添一番气宇，“以逆境为园林”，能够从容面对任何失败与挫折。他们谦虚谨慎，不给自满和自大留下丝毫空间；他们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质疑，因为他们深知，真金不怕火炼；人类有太多未知的领域，接受不同意见有利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坏的学者，则德薄量浅，听不进异见，容不得批评，受不了挫折，人誉则喜，人毁则怒，顺之则喜，逆之则怒，且睚眦必报。肖传国说：“我和方舟子、方玄昌有多年的仇恨，实施报复是气愤之下忍无可忍所为的，觉得没有别的渠道能解决问题。”其实，如果肖传国是一个有雅量的学者，他就不该对对自己提出批评和质疑的“二方”产生如此强烈的不满和仇恨；即使产生了，也应将这种不满和仇恨转化为自己加倍工作的动力，用真正的成就和成果证明自己，“报复”他人。

警钟为谁而鸣

    肖传国雇凶袭击方舟子事件被曝光后，其所供职的大学迅速发表声明称，“肖传国教授涉嫌故意伤害罪纯属个人行为”，这立即遭到媒体和众多网友的质疑和抨击。

    在这一现象背后，存在一种被人们忽视的社会心理定势：作为对“革命年代”倾向于将成就归因于集体，将错误归因于个人做法的反动；现在的人们，则倾向于将成就和成功归因于个人的奋斗和努力，而过错和责任，往往被一股脑儿推给他人、体制与社会。因此，近年来，每有剽窃和造假等丑行被揭露，总会有人或质疑打假人的动机，或将“犯罪”的原因归结到社会公正、公平的缺乏和社会风气的不良。如肖案发生后，就有人称“肖传国教授是私人伪学术打假和媒体审判的受害者”。有评论则说：“长达十年的方肖之争，其实深深反映出中国科研体制、学术评价乃至司法、社会环境的痼疾与畸变。”

    近年来，在一些评论家、学者和媒体人眼里，学者似乎只有变坏的理由，没有学好的道理。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今日的学界，尤其是大学，太黑暗、太丑陋、太肮脏。所谓重点学科和教学基地建设，无非是些骗人、骗钱的把戏，各种奖项的评比，包括院士的遴选也并非凭科技创新和学术贡献，而是靠包装（把许多人的课题和成果算在一个人的身上），靠攻关（专门抽出人员、拨出巨额公关费去为本单位候选人拉关系、拉选票）。肖传国就认为，自己没有被评上院士，是因为方舟子的质疑，也因为自己“从不搞关系”，别人评选，“账上就花了500万”，而自己每次只花2.5万元。”在这样的环境下，蝇营狗苟之辈要钱有钱，要名有名，要权有权，风光无限；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者，则默默无闻，甚至永无出头之日。

    这样的描述，形象又生动，可惜带有夸大和渲染的成分，不够实事求是。退一步讲，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也不能成为肖传国之流推卸责任和罪责的理由。道理很简单：任何社会，都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治世坏人坏事少，乱世坏人坏事多。一个人，生活在好的社会成为好人的机遇多，生活在坏的社会成为坏人的可能大。但无论何时何地，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任何社会都不能抹杀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界限，都不能对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行为毫无原则地一味忍让和宽容。

    个人主体意识、自觉意识、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重要性不断被降低、被漠视，其结果必然是剽窃造假者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甚至觉得自己很委屈，很无辜、无助和无奈：“大家都抄袭、都造假，凭什么就该我倒霉。”在社会层面，则导致善恶不分，美丑难辨，崇高与渺小、高贵与卑劣之间没了界限，正义得不要伸张，邪恶受不到鞭挞。丘成桐就很感慨：在当今中国，“抄袭者被发现后还大摇大摆地走在学校里，真的是很奇怪。”

    世界上并不存在学术环境的“世外桃源”。说句公道话，目前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很好，但也不很糟。而且，真学者，好学者，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会洁身自好，不会不做学问，更不会自甘堕落。革命导师马克思一生多生活在贫困中，却也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写《资本论》，既不是为了获奖，也不是为了评院士。爱因斯坦则说，居里夫人“一旦她认为某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会毫不妥协持之以恒地追求到底，在无法想象的极端困境中，她仍然保持专注与执著。”《管锥篇》的主体部分，则是钱锺书在大家都认为搞不成学问，也不搞学问的环境中完成的。

    今天的学者，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钱穆晚年曾说：“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他还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学者不再是士，也没有成为西式的“知识分子”于是，士农工商“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

    或许肖传国雇凶伤人案件的发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钱穆先生的远见。但我的看法依然乐观，因为只要袁隆平的品格与献身精神所具有的力量，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只要监狱和道德法庭而不是学术殿堂，成为肖传国代表的力量唯一应该去的地方，中国的科学事业就会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