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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2 9:14:25    来源：京华时报

 

①求学无果回家后，芳芳抱着枕头闷闷不乐地坐在房间里。

　　②上午妈妈要带芳芳到丰台区教委询问何时能入学，芳芳以为马上就有书读了，忙着梳理打扮，要给同学留个好印象。

③出发时，芳芳兴高采烈，像小鸟一样“飞”到门外。

　　昨天是北京市各小学开课第一天。按照丰台区教委要求，辖区内的随迁子女需具备“七证”（户口簿、暂住证、孩子无人看管证明、住房租赁合同、务工证明、防疫证、转学证）方可入学。7岁的王怡芳虽“七证”俱全，通过了审核，但直到昨天却仍未接到丰台区教委的入学通知。眼看着其他小朋友在课堂捧起了书本，芳芳却只能待在家里。何时才能上学？这让芳芳的母亲尹女士尤为犯愁。

　　8月29日，近200名丰台区的随迁子女和家长带着各种证件，到丰台区教委进行入学登记。一些孩子因证件不全或不合格，被要求重新补办。当天，芳芳的“七证”通过了教委审核，并填写了入学登记表。

　　“登记当天，教委的人说我们家两个孩子，入学安排要优先保障独生子女。我就担心芳芳到底9月1号能不能上学。”芳芳的母亲尹女士说。几天来，身边不少人的孩子都陆续接到入学安排通知，到公立学校念书。但直到昨天，她仍未接到芳芳的入学通知。

　　眼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昨天都去上学了，尹女士心急如焚。昨天她带着女儿到教委询问情况，但工作人员却不上班。小教科门口贴出通知称，9月2日、9日、14日的下午2点半到4点工作，办齐证件的家长填完入学登记表后可等待教委安排，入学安排截止到9月15日。“要求的七证已经弄全了，这都开学了，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昨天上午10点多，除了尹女士外，还有几名家长聚集在丰台区教委门口急得团团转，讨论着各自孩子上不了学的困难。“我报名的时候，各学校都满员了，想入学必须教委安排名额。”家长郭女士说，来到教委她才得知要准备“七证”，但现在只剩半个月时间，不知能否办齐。家长代先生说，因借读证（转学证）未办妥，孙子未能在教委进行入学登记。为了不耽误孩子上学，他只好将孙子临时送进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不知道过一阵会不会也被拆了。虽然教学质量和学校环境不如公立学校好，但至少眼前的问题解决了。”

　　“连个问的人都没有，我们回家吧！”尹女士把芳芳抱上自行车后座，骑车离开了教委。在回家的路上，她绕弯打听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招收状况。“实在不行就把孩子"扔"那里吧，总不能孩子该上学了却老待在家里呀。”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黄海蕾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潘之望

④到教委问不到情况，妈妈载着失落的芳芳回家。

⑤在家里，芳芳的妈妈亮出“七证”硬件。虽说照理不差啥，但她只能等。

　　打工子弟校的现实与窘境

　　作为社会特定阶段的特殊产物，打工子弟学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天生的基因缺陷，也让它成长为“畸形儿”。多数打工子弟学校存在校舍条件差、教师水平低、办学者唯利是图等诸多问题。“简单”的关停让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陷入多种尴尬中。在公办教育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打工子弟“能上学、上好学”问题，应享有公平的教育权利，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逐利一面

　　“老板”办学，商人的逐利天性让他们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而不会重视教学质量和教学条件的改善。

　　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表示，教委或政府相关部门通知他们无条件关停，理由是“学校为违章建筑，校舍存在安全隐患”等。

　　西红门镇的田园小学是大兴区此次“起死回生”的4所学校之一，8月26日刚下过雨，校门前的土路变得泥泞不堪，路的另一侧是一条积满了水的臭水沟，上面漂浮着塑料瓶等各类垃圾。走进大门，校园里的空地几乎只有一条马路那么宽，更谈不上有篮球场、跑道等设施。

　　大多打工子弟学校都像田园小学一样，分布在北京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集，房租低廉，但校园面积也一般比较狭窄，校舍简陋，学生无过多的活动空间。

　　比起办学条件差，打工子弟学校教学水平更让人堪忧。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构成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有资质的民办教师或代课老师，一般从外地来京；二是纯粹的打工者，可能高中水平不到；三是北京公办学校的退休老师；四是实习的大学生。有的学校是家族式办学，“只要和办学的校长有点亲戚关系，就能去教书”。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创办人张志强说，除此之外，这些教师65%没有教学经验，且流动率在30%以上。

　　张志强说，校舍条件差和教师水平低的背后，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老板”办学，商人的逐利天性让他们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而不会重视教学质量和教学条件，教师工资仅在1000至1600元之间。

　　北京此次关停的24所学校多存在以上问题，加上没有办学许可，有的学校没有房产证，即使被强拆也因主体资格不合法而难获补偿。

　　三大窘境

　　家长窘境

　　“哪个家长不想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可进得去吗？”家长们知道打工子弟学校的种种不好，但他们别无选择。

　　孩子上学的学校被关停，最受煎熬的是家长。

　　来自四川的陈女士，在暑假得知朝阳区育才学校将要关闭后，陷入了一种焦虑中。陈女士夫妇在育才学校附近不远的一家餐馆里做厨师，儿子乐乐（化名）上二年级，他们原本打算挣够了一定的钱，等孩子快上初中了就回老家，让孩子好好上学。

　　突如其来的关停让夫妇俩不知所措，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回家的计划，“这样太耽误乐乐了，我不想他将来还跟我们一样打工。”陈女士不太懂北京“人口调控”是什么概念，但是她说，“可能就是想关了学校，让我们跟孩子都走吧，北京人少了，管理起来容易一些。”

　　“为什么不去试试北京的公立学校？”陈女士直摇头，“哪个家长不想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可是进得去吗？”她说，前年为了孩子上学，她回家跑了两趟，办了各种证明，“五证”齐全后去找了好多所学校，都说学位满了。不得已，陈女士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有学上总比没学上好啊”。

　　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的，远不止乐乐一人。6月中旬，海淀区清河五小开始招生，根据相关规定，外来打工子弟可就近入学。为了抢得一个学位，上百名外来务工人员前一夜就开始排队。可是，开始报名时，外来的家长和孩子却被拒之门外。报名当天，多名家长愤怒甚至在现场嚎啕大哭，但校方坚称不能接收。家长们联合起来将学校的铁门推开，在A4的白纸上写着“我要上学”几个大字，孩子举着这个纸牌，家长和孩子哭声一片，但学校的负责人却“躲”了起来不接受采访。据十多名当天报名家长的反馈，他们无奈将孩子送回了老家，跟随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生活。就这样，孩子们回老家成为了“空巢儿童”。

　　家长知道打工子弟学校的种种不好，但他们别无选择。也曾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乐乐，但要求出1.5万元的赞助费，陈女士选择了放弃，“那是我半年多的收入啊，出来就是为了存点钱回去。”

　　截至前天，受关停影响的1.4万学生，已有8000人到公立学校报名。不过乐乐已经没有机会了，陈女士夫妇带着他回了老家，他已经在当地的学校上学。

　　孩子窘境

　　不断换学校，不断换老师，“这样的教育环境，将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对于大多数打工子弟来说，他们年纪尚小，不谙世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断换学校，不断换老师。“这样的教育环境，将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张志强说，他们即使在北京上了小学，也上不了初中，即使上了高中，也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去上职校。

　　据张志强介绍，目前状况最好的是一名打工子弟从职校毕业后找到工作。更多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打工者的大军中。

　　上这几年的学，学生也极为不易。由于学校不断搬迁，多数学校几易校址，每一次搬迁，学生都可能不得不转学。政府的关停也常常突如其来，导致孩子被迫转学。郭先生夫妇来到北京已6年，在菜市场卖水果蔬菜。他的3个孩子起初都在新发地附近的南苑小学读书，读了4年多，学校突然被拆了。此后，夫妻俩将孩子转学至东升乡的育红小学，但在育红小学只学了一年，就因为所租住的房屋拆迁，3个孩子再次转学，来到新希望小学。但让郭先生没想到的是，这次只读了半年，新希望小学又被关停了。

　　张志强说，每个学校教法不一样，每一次转学都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影响孩子正常学习。从心灵成长的角度讲，孩子内心所受到的打击也很大，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频繁地换学校、换老师。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内心会彷徨和茫然，总感觉在城市里受歧视。有专家指出，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对社会很可能有不满情绪。

　　此次学校关停后被分流到公办学校的孩子们，他们或许是幸运的，但谁也不能保证明年、后年，更多的打工子弟能否进入北京公办学校的门槛。事实上就在今年8月29日，丰台区200多名孩子就已遭遇丰台社区学院“七证”的门槛。丰台区教委负责人称，家长需持市教委要求的“五证”以及防疫证和转学证共七个证明领取相关表格，等待教委的统一安排。不少学生因证件不全，不能登记。

　　学校窘境

　　既然政府都已经“规范保留”了，以为肯定能继续办学很长时间。但一场大火让政府“说翻脸就翻脸”。

　　学校条件差，教师收入低，其实很多办学校长心里也很明白，这样对孩子的教育不负责任。为了更长远的招生计划，已有校长打算提高教师工资，不过正如张志强所言，“他们都不敢把学校修建得太好”。

　　大兴区西红门镇建新庄实验学校在改造方面投入了很多，去年成为“规范保留学校”，校舍条件相对也比较好。校长罗亮说，他以为，既然政府都“规范保留”了，肯定能继续办学很长时间。上学期，罗亮已经计划将46位教职员工工资提高300—500元，而此前工资水平为1300元—1500元。但没想到还没提工资，学校就收到了关停的通知。

　　这一切缘于大兴旧宫的那场大火，那次火灾造成18人死亡，20多人受伤。大兴多所“规范保留校”的办学者称，一场大火让政府“说翻脸就翻脸”了，因为人多的地方容易出事，打工子弟学校自然成为整顿的“重灾区”。罗亮说，关停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办学许可，“不是我不想办，而是根本办不下来”，他称多年申请但学校仍未真正取得合法证书。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多名办学者心灰意冷，“早知道又要关闭，当初就不投那么多钱改造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创办者张志强说，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办学者觉得学校随时可能被取缔，“能捞一笔是一笔，根本没有心思办好学校”。张志强表示，如果政府给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名分，哪怕是承诺办学十年或二十年，办学者为了长远的招生考虑，也会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学水平来吸引家长和学生。

　　寻出路

　　根据现实定新标准

　　“北京享受了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太多实惠，却不对打工子弟上学负责任，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说这句话时，情绪有些激动。

　　据官方统计，加上此次关闭的24所学校，目前北京有114所没有获得办学资格的打工子弟学校，共4万余名学生。这说明打工子弟学校具有市场需求。王旭明说，从办学模式上，应鼓励、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办学模式，政府不能以不达标为理由关停学校，而应该根据客观的现实条件制定出专门针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新标准，规范保留后颁发许可证书，纳入统一管理，并监管其教学质量。

　　政府出资委托办学

　　上海的经验或许值得北京借鉴。为鼓励公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教育部门按实际招收学生人数核定教师数，下拨公用经费。此外，对新审批的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民办小学，市财政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

　　据公开报道，北京的区、县财政负担了90%以上的打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于是各区县一级政府多尽可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少建或者根本不建新的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或者是尽可能提高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准入门槛。

　　转变教师管理体制

　　除了“有学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还关注如何让打工子弟“上好学”。

　　杨团认为，政府光出钱是不够的，“只是让办学的老板原来从家长手里赚钱，现在从政府手里拿钱，但教学质量并不见得提高”。她认为，应转变教师管理体制，让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具有与公办学校教师同等的待遇。政府应制定相应法规，要求办学者必须给予教师一定的待遇标准，督促办学者给教师高工资和较好的福利。只有稳定了教师队伍，才能给打工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孙雪梅 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