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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洞天。漫画:蒋跃新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高档餐饮业集体遭遇“寒流”,“舌尖上的腐败”得到有效遏制。公车扎堆高档餐馆、酒楼的现象大为减少,很多官员也从繁重的接待应酬中解脱出来,老百姓对此拍手称快。
但是,官场上“酒桌文化”盛行已久,“一纸禁令”难以解决所有问题。在多方的严密监督下,从高档酒店到内部食堂,从私人会所到培训中心,一些公款宴请玩起了“躲猫猫”。
本刊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当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时,为避免公款吃喝之嫌,有些地方别出心裁,上演“私人请客、公家出钱”的把戏,将宴请转至民宅,举行隐蔽的“家宴”款待来客。
中部地区一名县级机关干部在城郊有一栋房产,因内部装修好,且周边较为清静,多次被县接待办选定为接待上级领导的“家宴”举办地。
这名官员说,纪检监察部门明察暗访,群众网络举报无孔不入,现在就是借几个胆子,公职人员也不敢到酒店大吃大喝;可“家宴”就不一样了,不仅“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而且不用担心被举报、被抓现行,上级领导一般也不会拒绝。
但是,这种表面上看似干部下乡吃“派饭”的“家宴”,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公款吃喝。据知情人士透露,除了装修不如高档酒店外,吃的、喝的、抽的,样样不比高档酒店里的差。
视接待领导的级别,“家宴”档次也不一。若是重要领导前来,准备工作提前几星期就开始了。菜品必须有特色,一般都是周边各地的特色菜,而且原料绝对要正宗的。为了保证菜品新鲜,材料都是当天派专车去取。掌勺的厨师都是专门从大酒店请来的名厨,服务员也大多由接待办的工作人员客串,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不仅如此,来往接送的车辆都由个人“赞助”,且分批前往,人一送到,司机就连人带车立马“消失”;待宴席散后,各路司机再开车过来接人。如此轻轻地来,再悄悄地去,神不知鬼不觉。
一名地方官员在和记者闲聊时,也谈起了参加“家宴”的感受:原以为到同事家吃顿饭,最多也就是主妇多炒几个菜,弄点好酒,大家坐下来交流交流感情,没想到一上桌就傻了眼。名烟名酒不说,茶是“大红袍”或“金骏眉”,菜是野生甲鱼、穿山甲等一大桌的山珍,蔬菜是特供的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有机蔬菜。
“私密性好,没人打扰,好烟好酒好菜好茶上着,觥筹交错,无不尽情,啥问题在酒桌上都解决了!”这位官员说。
当然,为这种不计成本、刻意安排的“家宴”埋单的肯定不是“家宴”的主人,而是由相关部门一一采购,再在发票上做文章,以培训费、差旅费、住宿费等名目报销。“安排这种家宴一般都是由我们自己去市场采买,比到大酒店吃还真省不少钱呢!”该官员揶揄道。
一些基层群众认为,以前的公款吃喝多吃在明处,群众能举报,上级好查处,而现在的“家宴”腐败则居身密室,转入地下,线索难找,内情难知,证据难查。这样由明疽转为暗疮,治理起来不仅更难,而且成本更大。一名高档餐馆经理笑称:“花公款的现在不来我们店了,但还得用我的人(大厨)。私下交往,关系更近了!”
上级官员吃得辛苦,下级官员陪得辛苦。实际上很多官员并不喜欢大吃大喝,每天泡在酒桌上不仅喝坏了党风,也损害了健康。记者在采访中经常听到基层公职人员抱怨,一顿饭要转好多个场,喝了一肚子酒,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也下不了筷子。
为何公款大吃大喝难以根除呢?
一方面,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按官员级别定接待标准,这在官场上是约定俗成的,有的官员到基层调研时口口声声说不搞迎来送往、不要浪费,但如果下级官员真的简化接待形式、降低食宿标准,他又会觉得面子上受不了。
另一方面,官员级别越高权力越大监督越少,下级干部想干事、想升官,都需要上级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不少地方“公务接待”就成了政治任务,大有不让领导满意誓不罢休的架势。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不能让权力入笼,不能用明规则代替潜规则,公款吃喝就会不断变换出新的花样。只有财政预算、行政审批、干部人事制度等相关改革不断深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釜底抽薪,铲除公款吃喝的土壤。(《半月谈》记者 沈洋)
警惕“舌尖腐败”的治理盲区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各地加大治理力度,群众反映强烈的吃喝腐败风气有了明显好转。但记者在一些地方采访发现,部分吃喝腐败现象悄悄转向豪华会所、民宅、机关食堂、酒堡等非酒店场所,“舌尖腐败”出现治理盲区。
“跟谁吃得小心,范围必须小;在哪儿吃要注意,地点得安全。”有的领导干部说,八项规定出台后,吃饭非常谨慎,一怕部门查,二怕被监督,特别是怕被人上网。但吃喝有的是地方,不一定非要到宾馆饭店。
记者日前在数省采访获悉,机关食堂正成为请客聚餐的重点场所,不仅请来星级饭店的厨师、服务员,饭菜等级标准也节节升高。江苏一家烟草系统的内部食堂工作人员反映,担心被曝光,很多部门都把聚餐、接待等活动放在餐厅。他们根据客户需求,新增加了龙虾等高档菜品,还提供五粮液等高档酒。“领导还给我们专门开会,强调保密纪律,不准向外透露客户任何信息。”
豪华会所渐成吃喝腐败的重点场所。“这种以会员制消费形式进行交际娱乐的特定高档场所,运行私密、隐蔽,在会所里消费的一些非公开化服务项目,无法被外界察觉,已异变成专为富商与个别干部交际生活的灰色空间。”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形形色色、功能不一的会所遍地开花,大多极为豪华奢侈。
为了让个别人吃得安静又安全,一些酒类销售点也成了某些人“品酒聊天”的好去处,品好茶,喝好酒,吃“独桌菜”,正成为一种吃喝风气。不仅如此,一些小区的民宅也成为饭局宝地。
石家庄裕华东路一高档小区居民向记者反映,他家对门租给了一位老板,总有男男女女前来就餐,每天一两桌,前来吃喝的不是干部就是老板。
为应对公款吃喝风下降带来的损失,一些宾馆饭店也在高端服务上打起了主意。记者在一家高档酒店参观了新开的“贵宾间”,客人只能从地库乘专用电梯直达房间,贵宾间设施齐全,除了豪华餐厅,还有不亚于五星宾馆的客房、KTV、洗浴、按摩房等。负责人介绍说,贵宾间与其他包间全部隔开“非常隐蔽”,外人根本无法进入。
一些干部群众担心,“旅游吃喝”今后可能会有所增长。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吕日周说,一些干部不在本地吃喝,去异地腐败,特别像云南、海南等旅游胜地,会成为他们新的腐败场所。
除了吃喝地点“暗度陈仓”,吃喝形式也与往年不同。据一些饭店和机关食堂等单位的服务员反映,不少饭局中,他们把茅台等好酒标签撕掉或是倒入普通酒瓶,然后再上桌,尽量做到“表面低调、内容不变”。
面对由明到暗的吃喝腐败,不少专家学者和干部群众建议及时研究填补“法律漏洞和监管空白”。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等专家认为,无论公款吃喝转移到哪里,采取多隐秘的形式,最终还是要拿发票报销。财政预算不够严谨细化、对假账审计不力、公务接待长期缺乏标准和监督,是造成公款吃喝屡禁不绝的根源。(半月谈网/记者 杨守勇 王昆 凌军辉)
九成受访者担心公款吃喝回潮
豪华饭店门庭冷落、刀鱼龙井价格跳水、白酒企业股价下跌……连月来,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在公务接待问题上频频发狠话、出重拳,公款吃喝乱象得到明显治理。然而,近日媒体暗访发现,一些地方的吃喝一条街又热闹起来,公款吃喝大有回潮之势。
治理公款吃喝如何才能持久?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5842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怎么看一些地方公款吃喝回潮”的在线调查显示,52.0%的受访者对近期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治理公款吃喝的力度表示肯定。
但同时,91.4%的受访者担心公款吃喝之风大面积回潮,其中75.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心”。要保证公款吃喝治理效果的持久性,71.6%的受访者首选“严格公款报销制度,禁止直接或变相报销吃喝款”。调查中,2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身份是政府公职人员。
44.7%的人坦言身边的公款吃喝现象确有减少
对于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此番治理公款吃喝的效果,调查显示,有44.7%的受访者坦言,近来自己身边的公款吃喝现象确有减少,42.3%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显著减少,13.0%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普通受访者,接受调查的政府公职人员的感受更为明显。具体而言,接受调查的政府公职人员中,认为近来公款吃喝现象有明显减少的人占到了52.5%,而这一比例在普通受访者中为41.4%。
李言(化名)是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名公务员,他感觉,自去年年底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公款吃喝现象的确得到了明显的遏制。“以前经常要去参加一些公务接待、聚餐,现在这样的活动几乎没有了。前两天刚得知,就连每年一次的部门集体春游也被取消了。可见这次治理公款吃喝从上到下都是动真格了。”
对于此次中央治理公款吃喝的效果,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退休国企干部王忠智有着切身感受。他告诉记者,以前每次去饭店吃饭,总能碰到很多公款吃喝的干部,最近几个月,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场景了,公款吃喝明显收敛了很多。
“虽然效果有了,但也仅限于收敛,而非根治。想要彻底治理,就必须在制度上下功夫。比如政府能不能从现在开始,限定每年用于公务接待的财政资金数目,然后硬性规定逐年减少的比例;再比如中央能否出台专门针对公款吃喝问题的相关规定,包括严格、刚性的惩罚措施等。”王忠智说。
著名“三公”问题研究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央此番治理公款吃喝之所以会取得积极效果,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中央领导集体做好了表率,有着很强的带头与示范作用;其次,对于公款吃喝问题的处罚比较严厉,比如中纪委史无前例地在全国范围内通报了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最后,在治理过程中,公众监督特别是媒体监督比较到位,这有利于治理效果得到巩固。
90.4%的人表示公款吃喝回潮损害政府公信力
虽然中央治理公款吃喝的效果比较明显,但公众对于公款吃喝回潮的担心并没有消除。调查中,91.4%的受访者直言担心公款吃喝之风大面积回潮。90.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公款吃喝现象回潮,将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损害,其中78.9%的人表示损害将“非常大”。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看来,公众对于公款吃喝可能回潮的担心不无道理。公款吃喝的不正之风根深蒂固,简单的行政命令只能管得住一时,很难长久。
而且,我们现在许多治理公款吃喝的手段,具有很强的软约束特点。这种手段用得再多、再狠,只要根本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潜规则不被改变,“上行下不效”或者“上行下假效”的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治。
“任何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毫无疑问都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如果此次治理不能彻底解决公款吃喝现象背后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就有可能对新一届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损害。”王敬波说。
竹立家表示,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将改进工作作风、反对权力腐败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政府在老百姓中的威信也得到了确实提升。而这种老百姓眼中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为未来5~10年更大层面改革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新一届政府想要保持并继续提升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必须对官僚主义、公款吃喝等问题给予持续高压,保证治理效果的持久性。”
调查显示,92.7%的受访者表示,公款吃喝治理是否成功,关键要看效果的持久性。
“当前公款吃喝治理已经到了关键时期,稍有放松就可能导致大范围回潮。”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龙太江表示,想要保住战斗成果并取得新胜利,就必须尽快完善治理公款吃喝的相关制度。
首先,应该改变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开拓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充分运用社会监督的力量,让个别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行为无处遁形;其次,应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特别是报销制度,不能让公款吃喝款直接或变向地被报销。
竹立家认为,公款吃喝之所以容易出现回潮,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当前公共财政不透明、预算缺乏硬约束。“想要彻底防止公款吃喝回潮,就必须管住官员手中的钱,通过加强人大监督、媒体网络监督等方式,让预算真正‘硬’起来。”
“从以往的治理经验来看,单纯依靠中央三令五申只能兴起一时的节约之风,运动式的治理难见实际效果,而且不可持续。”王敬波指出,公务接待的奢侈浪费之所以会成为顽症,背后的原因在于行政权力的无序行使。资金、资源、项目等公共事务,个人升迁等私人利益都在公务接待中解决,于是公务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开支越来越大。
因此,想要彻底治理公款吃喝问题,建设节约高效的政府,就必须从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权力等深层次问题入手。调查中,要保证公款吃喝治理效果的持久性,受访者首选“严格公款报销制度,禁止直接或变相报销吃喝款”(71.6%),排在第二位的是“将公务接待上的腐败与浪费行为立法论罪”(71.2%),第三是“严惩在公款吃喝问题上顶风作案者”(67.2%)。
其他依次是:“公布详细的公务接待账目”(60.6%),“设立专门渠道,接受公众举报监督”(54.7%),“建立政府公务接待预决算公开制度”(53.3%),“确定并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50.4%),“运用公务消费卡等技术性手段”(24.6%)等。(中国青年报,记者 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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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洞天。漫画:蒋跃新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高档餐饮业集体遭遇“寒流”,“舌尖上的腐败”得到有效遏制。公车扎堆高档餐馆、酒楼的现象大为减少,很多官员也从繁重的接待应酬中解脱出来,老百姓对此拍手称快。
但是,官场上“酒桌文化”盛行已久,“一纸禁令”难以解决所有问题。在多方的严密监督下,从高档酒店到内部食堂,从私人会所到培训中心,一些公款宴请玩起了“躲猫猫”。
本刊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当上级领导前来视察时,为避免公款吃喝之嫌,有些地方别出心裁,上演“私人请客、公家出钱”的把戏,将宴请转至民宅,举行隐蔽的“家宴”款待来客。
中部地区一名县级机关干部在城郊有一栋房产,因内部装修好,且周边较为清静,多次被县接待办选定为接待上级领导的“家宴”举办地。
这名官员说,纪检监察部门明察暗访,群众网络举报无孔不入,现在就是借几个胆子,公职人员也不敢到酒店大吃大喝;可“家宴”就不一样了,不仅“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而且不用担心被举报、被抓现行,上级领导一般也不会拒绝。
但是,这种表面上看似干部下乡吃“派饭”的“家宴”,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公款吃喝。据知情人士透露,除了装修不如高档酒店外,吃的、喝的、抽的,样样不比高档酒店里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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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密性好,没人打扰,好烟好酒好菜好茶上着,觥筹交错,无不尽情,啥问题在酒桌上都解决了!”这位官员说。
当然,为这种不计成本、刻意安排的“家宴”埋单的肯定不是“家宴”的主人,而是由相关部门一一采购,再在发票上做文章,以培训费、差旅费、住宿费等名目报销。“安排这种家宴一般都是由我们自己去市场采买,比到大酒店吃还真省不少钱呢!”该官员揶揄道。
一些基层群众认为,以前的公款吃喝多吃在明处,群众能举报,上级好查处,而现在的“家宴”腐败则居身密室,转入地下,线索难找,内情难知,证据难查。这样由明疽转为暗疮,治理起来不仅更难,而且成本更大。一名高档餐馆经理笑称:“花公款的现在不来我们店了,但还得用我的人(大厨)。私下交往,关系更近了!”
上级官员吃得辛苦,下级官员陪得辛苦。实际上很多官员并不喜欢大吃大喝,每天泡在酒桌上不仅喝坏了党风,也损害了健康。记者在采访中经常听到基层公职人员抱怨,一顿饭要转好多个场,喝了一肚子酒,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也下不了筷子。
为何公款大吃大喝难以根除呢?
一方面,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按官员级别定接待标准,这在官场上是约定俗成的,有的官员到基层调研时口口声声说不搞迎来送往、不要浪费,但如果下级官员真的简化接待形式、降低食宿标准,他又会觉得面子上受不了。
另一方面,官员级别越高权力越大监督越少,下级干部想干事、想升官,都需要上级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不少地方“公务接待”就成了政治任务,大有不让领导满意誓不罢休的架势。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不能让权力入笼,不能用明规则代替潜规则,公款吃喝就会不断变换出新的花样。只有财政预算、行政审批、干部人事制度等相关改革不断深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釜底抽薪,铲除公款吃喝的土壤。(《半月谈》记者 沈洋)
警惕“舌尖腐败”的治理盲区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各地加大治理力度,群众反映强烈的吃喝腐败风气有了明显好转。但记者在一些地方采访发现,部分吃喝腐败现象悄悄转向豪华会所、民宅、机关食堂、酒堡等非酒店场所,“舌尖腐败”出现治理盲区。
“跟谁吃得小心,范围必须小;在哪儿吃要注意,地点得安全。”有的领导干部说,八项规定出台后,吃饭非常谨慎,一怕部门查,二怕被监督,特别是怕被人上网。但吃喝有的是地方,不一定非要到宾馆饭店。
记者日前在数省采访获悉,机关食堂正成为请客聚餐的重点场所,不仅请来星级饭店的厨师、服务员,饭菜等级标准也节节升高。江苏一家烟草系统的内部食堂工作人员反映,担心被曝光,很多部门都把聚餐、接待等活动放在餐厅。他们根据客户需求,新增加了龙虾等高档菜品,还提供五粮液等高档酒。“领导还给我们专门开会,强调保密纪律,不准向外透露客户任何信息。”
豪华会所渐成吃喝腐败的重点场所。“这种以会员制消费形式进行交际娱乐的特定高档场所,运行私密、隐蔽,在会所里消费的一些非公开化服务项目,无法被外界察觉,已异变成专为富商与个别干部交际生活的灰色空间。”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形形色色、功能不一的会所遍地开花,大多极为豪华奢侈。
为了让个别人吃得安静又安全,一些酒类销售点也成了某些人“品酒聊天”的好去处,品好茶,喝好酒,吃“独桌菜”,正成为一种吃喝风气。不仅如此,一些小区的民宅也成为饭局宝地。
石家庄裕华东路一高档小区居民向记者反映,他家对门租给了一位老板,总有男男女女前来就餐,每天一两桌,前来吃喝的不是干部就是老板。
为应对公款吃喝风下降带来的损失,一些宾馆饭店也在高端服务上打起了主意。记者在一家高档酒店参观了新开的“贵宾间”,客人只能从地库乘专用电梯直达房间,贵宾间设施齐全,除了豪华餐厅,还有不亚于五星宾馆的客房、KTV、洗浴、按摩房等。负责人介绍说,贵宾间与其他包间全部隔开“非常隐蔽”,外人根本无法进入。
一些干部群众担心,“旅游吃喝”今后可能会有所增长。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吕日周说,一些干部不在本地吃喝,去异地腐败,特别像云南、海南等旅游胜地,会成为他们新的腐败场所。
除了吃喝地点“暗度陈仓”,吃喝形式也与往年不同。据一些饭店和机关食堂等单位的服务员反映,不少饭局中,他们把茅台等好酒标签撕掉或是倒入普通酒瓶,然后再上桌,尽量做到“表面低调、内容不变”。
面对由明到暗的吃喝腐败,不少专家学者和干部群众建议及时研究填补“法律漏洞和监管空白”。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等专家认为,无论公款吃喝转移到哪里,采取多隐秘的形式,最终还是要拿发票报销。财政预算不够严谨细化、对假账审计不力、公务接待长期缺乏标准和监督,是造成公款吃喝屡禁不绝的根源。(半月谈网/记者 杨守勇 王昆 凌军辉)
九成受访者担心公款吃喝回潮
豪华饭店门庭冷落、刀鱼龙井价格跳水、白酒企业股价下跌……连月来,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在公务接待问题上频频发狠话、出重拳,公款吃喝乱象得到明显治理。然而,近日媒体暗访发现,一些地方的吃喝一条街又热闹起来,公款吃喝大有回潮之势。
治理公款吃喝如何才能持久?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对5842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怎么看一些地方公款吃喝回潮”的在线调查显示,52.0%的受访者对近期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治理公款吃喝的力度表示肯定。
但同时,91.4%的受访者担心公款吃喝之风大面积回潮,其中75.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心”。要保证公款吃喝治理效果的持久性,71.6%的受访者首选“严格公款报销制度,禁止直接或变相报销吃喝款”。调查中,2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身份是政府公职人员。
44.7%的人坦言身边的公款吃喝现象确有减少
对于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此番治理公款吃喝的效果,调查显示,有44.7%的受访者坦言,近来自己身边的公款吃喝现象确有减少,42.3%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显著减少,13.0%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普通受访者,接受调查的政府公职人员的感受更为明显。具体而言,接受调查的政府公职人员中,认为近来公款吃喝现象有明显减少的人占到了52.5%,而这一比例在普通受访者中为41.4%。
李言(化名)是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名公务员,他感觉,自去年年底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公款吃喝现象的确得到了明显的遏制。“以前经常要去参加一些公务接待、聚餐,现在这样的活动几乎没有了。前两天刚得知,就连每年一次的部门集体春游也被取消了。可见这次治理公款吃喝从上到下都是动真格了。”
对于此次中央治理公款吃喝的效果,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退休国企干部王忠智有着切身感受。他告诉记者,以前每次去饭店吃饭,总能碰到很多公款吃喝的干部,最近几个月,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场景了,公款吃喝明显收敛了很多。
“虽然效果有了,但也仅限于收敛,而非根治。想要彻底治理,就必须在制度上下功夫。比如政府能不能从现在开始,限定每年用于公务接待的财政资金数目,然后硬性规定逐年减少的比例;再比如中央能否出台专门针对公款吃喝问题的相关规定,包括严格、刚性的惩罚措施等。”王忠智说。
著名“三公”问题研究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央此番治理公款吃喝之所以会取得积极效果,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中央领导集体做好了表率,有着很强的带头与示范作用;其次,对于公款吃喝问题的处罚比较严厉,比如中纪委史无前例地在全国范围内通报了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最后,在治理过程中,公众监督特别是媒体监督比较到位,这有利于治理效果得到巩固。
90.4%的人表示公款吃喝回潮损害政府公信力
虽然中央治理公款吃喝的效果比较明显,但公众对于公款吃喝回潮的担心并没有消除。调查中,91.4%的受访者直言担心公款吃喝之风大面积回潮。90.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公款吃喝现象回潮,将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损害,其中78.9%的人表示损害将“非常大”。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看来,公众对于公款吃喝可能回潮的担心不无道理。公款吃喝的不正之风根深蒂固,简单的行政命令只能管得住一时,很难长久。
而且,我们现在许多治理公款吃喝的手段,具有很强的软约束特点。这种手段用得再多、再狠,只要根本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潜规则不被改变,“上行下不效”或者“上行下假效”的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治。
“任何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毫无疑问都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如果此次治理不能彻底解决公款吃喝现象背后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就有可能对新一届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损害。”王敬波说。
竹立家表示,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将改进工作作风、反对权力腐败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政府在老百姓中的威信也得到了确实提升。而这种老百姓眼中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为未来5~10年更大层面改革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新一届政府想要保持并继续提升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必须对官僚主义、公款吃喝等问题给予持续高压,保证治理效果的持久性。”
调查显示,92.7%的受访者表示,公款吃喝治理是否成功,关键要看效果的持久性。
“当前公款吃喝治理已经到了关键时期,稍有放松就可能导致大范围回潮。”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龙太江表示,想要保住战斗成果并取得新胜利,就必须尽快完善治理公款吃喝的相关制度。
首先,应该改变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开拓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充分运用社会监督的力量,让个别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行为无处遁形;其次,应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特别是报销制度,不能让公款吃喝款直接或变向地被报销。
竹立家认为,公款吃喝之所以容易出现回潮,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当前公共财政不透明、预算缺乏硬约束。“想要彻底防止公款吃喝回潮,就必须管住官员手中的钱,通过加强人大监督、媒体网络监督等方式,让预算真正‘硬’起来。”
“从以往的治理经验来看,单纯依靠中央三令五申只能兴起一时的节约之风,运动式的治理难见实际效果,而且不可持续。”王敬波指出,公务接待的奢侈浪费之所以会成为顽症,背后的原因在于行政权力的无序行使。资金、资源、项目等公共事务,个人升迁等私人利益都在公务接待中解决,于是公务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开支越来越大。
因此,想要彻底治理公款吃喝问题,建设节约高效的政府,就必须从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权力等深层次问题入手。调查中,要保证公款吃喝治理效果的持久性,受访者首选“严格公款报销制度,禁止直接或变相报销吃喝款”(71.6%),排在第二位的是“将公务接待上的腐败与浪费行为立法论罪”(71.2%),第三是“严惩在公款吃喝问题上顶风作案者”(67.2%)。
其他依次是:“公布详细的公务接待账目”(60.6%),“设立专门渠道,接受公众举报监督”(54.7%),“建立政府公务接待预决算公开制度”(53.3%),“确定并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50.4%),“运用公务消费卡等技术性手段”(24.6%)等。(中国青年报,记者 向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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