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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直接向部委提出意见

2015-2-9 9:02:20    来源：北京青年报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每隔一周的周四，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大都会主持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下称“双谈”）。2013年10月重启的“双谈”，至今已经召开26次。高规格、小主题，重落实，使“双谈”的效果十分显著，产生的意见已经多次影响了决策。双周协商座谈，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中重要的部分，也成为中国最大的“智库”。每次20人左右的小规模会议，是如何影响了决策？又有哪些问题是“双谈”关注的？

设立

首次政协常委会提出“多开一点座谈会”

1950年4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起召开双周座谈会，前后举行114次，后因“文革”中断。63年后，全国政协创设“双周协商座谈会”，并且形成制度。前者强调学习沟通，后者突出协商议政。

为何在这个时机创立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

党的十八大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先天带有浓厚民主协商色彩的政协必然成为主阵地。

俞正声刚上任，在第一次常委会上就提出“政协工作怎么干？”他提出多开一点座谈会，以界别为基础，专题协商和对口协商相结合，采取座谈交流的形式，增加工作的频度，扩大委员参与度。

就这样，在他的提议和推动下，全国政协创立了“双谈”。

这种双周座谈的形式其实并非首创。

1950年4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起召开双周座谈会，参加人民政协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推举的代表及全国政协常委为主体参加。直至1966年7月共举行了114次，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

俞正声指出，“双周座谈会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要总结好、利用好其中的宝贵经验。”而“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对双周座谈会的继承和创新”。

虽然只多“协商”二字，但是两个会的内涵并不一样。历史上的“双周座谈会”强调学习与沟通，今天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更突出协商议政，每期都有主题，参与者也是有备而来，有的放矢。

2013年9月18日，全国政协第六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意味着“双谈”这一形式的制度化与日常化。《办法》规定，双周协商座谈会一般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安排在星期四下午，每年举行20次左右。

形式

俞正声在外视察时 为能参会曾建议会议改期

“双谈”最常邀请的部门是财政部，高达10次之多；国家发改委、人社部次之，达到7次；教育部6次，住建部5次，科技部、工信部、环保部各4次，民政部3次。通过这个平台向部委提出的意见都是十分直接的。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一般每次会议邀请20人左右，包括委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算下来参会的委员一年将近400人次，一届下来参会的委员就有2000人次。

俞正声亲自主持“双谈”

会议由俞正声亲自主持。一般而言，需要全国政协主席主持的会议并不多，多为程序性会议。比如每年3月的政协全会，平常时间的常委会、主席会等，最密集也不过一月一次。自从“双谈”制度建立后，俞正声每两周就要主持一场座谈。而且俞正声本人也对“双谈”格外看重。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陈惠丰曾透露，有一次俞正声在外地视察，由于视察时间与座谈会冲突，为了能够亲自参加座谈会，他建议将会议改期，后来对座谈会会期进行了调整。在陈惠丰看来，俞正声亲自参加，确保了座谈会的规格和力度。

财政部至少参加10次“双谈”

每次双周座谈会都会邀请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参会听取意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民政部、住建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已经成为“双谈”上的“常客”。据北青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双谈”最常邀请的部门是财政部，高达10次之多；国家发改委、人社部次之，达到7次；教育部6次，住建部5次，科技部、工信部、环保部各4次，民政部3次。

委员张震宇曾表示，“有国家部委领导参加，无形当中就加大了协商的力度，促进了协商成果的转换。”

“双谈”时直接向部委提出意见

每年的“双谈”尽量兼顾各个党派团体和界别，让各部分都参与进来。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曾两次被邀请参加“双谈”，他认为，“双谈”第一个特点就是及时性，议题都是当下社会发展、国家发展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针对性，通过这个平台向部委提出的意见都是十分直接的，不论是正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还是规划发展蓝图。而且还具备专业性，参加的委员对会议主题都有不同角度的思考和研究。

每年20次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与全会、常委会形成了人民政协的议政体系，每年1次全会、4次常委会、20次双周协商座谈会，“1420”格局已经成为全国政协履职的新常态。

聚焦

“双谈”前半年开始调研 经济环保权益保障最热

“双谈”大部分议题来自于年度协商计划，而制定年度协商计划也是本届政协一个创新。还有的“双谈”议题是根据中央所需协商问题酌情安排，或由政协主席亲自命题。

对于“双谈”的议题，俞正声多次强调“题目要小”，他在十二届政协二次全会开幕式作报告时就表示，“不求题目大，求切中要害”。他希望从关系全局的小问题入手，选准一个切入点，真正把它研究透，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切实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去年“双谈”议题七成来自年度协商计划

陈惠丰参加过几次“双谈”的组织和筹备工作。他说，制定“双谈”议题，要研究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课题、存在争议的问题、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战略课题。

陈惠丰介绍，“双谈” 的大部分议题来自于年度协商计划。而制定年度协商计划也是本届政协的一个创新。2013年起，全国政协制定和实施了年度协商计划。协商题目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推荐。最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通过。

此外，还有的“双谈”议题是根据中央所需协商问题酌情安排，或由主席亲自命题。2014年的20个议题中，15个来源于年度协商计划。

来源于年度协商计划的议题一般委员们前期都会进行调研。例如去年11月27日召开的第22次“双谈”，议题为《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去年3月至5月，全国工商联在连续三年对中小微企业调研的基础上，组成6个调研组，深入15个省市调研，其间召开了19场政府部门座谈会、58场企业座谈会。全国政协经济委也组织专题调研组，实地走访多个省市区。“双谈”当月月初，经济委还邀请了19位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中小微企业代表，进一步理清了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总体思路。

每个议题均有显著时代背景

可以说大部分“双谈”的议题是提前计划好的，尽管如此，每个议题也都有其显著的时代背景。

例如去年12月12日召开的以“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保护”为议题的“双谈”， 时值《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出台8个月，但仍存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模式单一、保护资金短缺、因无序开发导致自然风貌和环境遭到破坏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急需解决。再比如去年7月10日召开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保护问题”双周协商座谈会，时值中线工程即将通水。去年5月27日，“双谈”议题为“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虽然已经颁布《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也取得积极成效，但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都哪些议题能上“双谈”？

都哪些议题能上“双谈”？通过梳理26个议题，北青报记者发现，经济、环保、权益保障和政府社会治理等方面议题最为集中。

第一次“双谈”就是经济议题——《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第十七次议题《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重视的问题及建议》，第二十二次议题《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

环保类的议题也较多，例如第五次议题《加强汽车尾气治理、减少城市大气污染》，第六次议题《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第十五次议题《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保护问题》。

政府和社会治理也是委员们献策最多的方面。

如第十三次议题《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第十六次议题《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第二十四次议题《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公信力》。

参会

官员背景的委员更易受邀 同时请到正反两方

每一场座谈会委员的预约发言8分钟，还有5分钟的即席发言。发言“一上来就是干货”，可以打断，可以质疑，不准念稿。围绕“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议题，“挺核派”、“反核派”各执一词，辩论得面红耳赤。

每次座谈会只邀请20位左右的政协委员，如何在众多委员中挑出参会人选？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白煜章认为，首先要够了解，“要对委员的专长、职业背景、研究领域、提案和大会发言的关注方向等情况烂熟于心。”同时还要围绕议题把利益相关方或正反方全部请到，才不会有失偏颇，呈现出公正客观的观点。

民主党派委员参会占七成左右

在“选人”问题上，座谈会还突出了统战色彩和界别特色。参会人员中，民主党派委员占七成，中共委员占三成，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有更多的机会参政议政。

施杰参加的分别是第三次维护职工权益和第七次安全生产法修正的“双谈”。第一次是全国总工会邀请，因为他属于工会界别，且之前提出过有关职工工资谈判的意见。第二次是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邀请，他之前也有过相关提案。施杰说，自己受邀请可能因为这两个话题都与法制有关，同时政协希望听听律师委员的意见。

至少33位委员参加两次以上“双谈”

北青报记者统计后发现，大部分委员都只参加一次“双谈”，但至少有33位委员参加过两次或三次“双谈”。

参加过多次双谈会的委员有两个特点，首先，对于参加“双谈”次数特别多的委员，也就是达到三次的，大都有官员背景，参加的议题多与其本职或原职工作息息相关。例如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先后参与讨论宏观经济形势、安全生产法修正和化解产能过剩等议题；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参加建筑产业化、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和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保护等议题协商；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刘炳江也参加了三次。

第二个特点就是多个委员参加两场相同的“双谈”。例如孙太利和秦升益都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二十次，张世平和盛明富都参加了第三次和第二十一次，程津培、田中群、王梅祥和李灿都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二十五次等等。

俞正声维持秩序：“只交锋不争吵”

每一场座谈会委员的预约发言8分钟，还有5分钟的即席发言。开会之前工作人员会与参会委员沟通，“因为发言的人比较多，也要避免话题重复，时间很紧”，施杰说，“没有程序性语言，上来就是‘干货’，掐头去尾”，而且发言“可以打断，可以质疑，不准念稿”，俞正声也会在听取发言中不时有插话、询问、探讨。

有一次会上，一位央企老总发言时俞正声打断他，询问是否真正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有没有用劳务派遣的方式规避临时用工等，要求国企应该带头落实，让职工权益真正得到保障。

在安全生产法修正的那次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在她的发言中谈到了“尽职免责”。此前，她的提案一直在呼吁官员应终身责任制，不要让无辜的人担责，不能一出事儿就是临时工承担。针对“尽职免责”这个提法，俞正声就很感兴趣，当即打断询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俞主席对这个提法还是非常赞的，他说‘这个事儿我一直深有感触，也应该引起你们有关部门的重视’，他就谈到自己在建设部和上海工作期间的几件事儿，认为要查就应该真正地查到责任人。”

去年1月举行的以“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为主题的“双谈”也倍受关注。会上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与张国宝等委员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辩论。“挺核派”、“反核派”各执一词，辩论得面红耳赤，以至于会议主持人俞正声不得不笑着维持起现场秩序：“我们只是交锋，不争吵。”

影响

“双谈”会后3天内 信息专报递送相关决策部门

刚开始，协商成果仅报送几个相关的中央领导。去年3月开始信息专报报送有关部门，最多的信息专报得到10次以上批示。已有多条意见切实影响决策。

“双谈”之所以重要，关键还在于委员们会后的意见可以切实发挥作用，或得到中央领导重视，或直接反映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上。

每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结束后3天内，政协会将各方意见形成一个信息专报，递交相关决策部门。一份来自全国政协办公厅信息局的数据显示，截至第1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已经报送了16份信息专报至中央有关部门，目前累计批示33次，最多的信息专报得到10次批示，最少的专报也有1次批示。

全国政协信息局局长谷斌介绍，在双周协商座谈会确立之初，并不是所有中央领导都能看到双周协商的成果。起初座谈会结束后整理出来的协商成果，仅以政协信息专报的形式，报送几个相关的中央领导，一般情况下不报送国家部委。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双周协商座谈会已经成为全国政协的一个特色活动，其意义已超越了会议本身。经全国政协研究决定，将协商成果以普刊的形式，报送给中央领导和国家相关部委。自2014年3月开始，中央领导及国家相关部委都可以看到和了解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成果，这是推进协商成果转化落实的一大进步。

有部委领导参会也是促进建议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第二十一次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当即表态，会将调研发现的问题记录下来，进一步研究解决办法，完善相关规定，进一步简化工伤申报程序，缩短申报周期，不把困难推给老百姓。

此外，目前已有多条意见切实影响了决策。例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时，提到要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600万辆，而这个数字原来是300万辆。到底怎么回事儿呢？就是在2013年12月“双谈”讨论汽车尾气问题后，形成报告给中央，李克强总理看到后，注意到仅占汽车保有量13.4%的黄标车，却排放了81.9%的细颗粒物，因此就有了总理报告中“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600万辆”的目标。

施杰认为，政协是中国的“超级智库”，因为委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中的优秀成员，能及时将专业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来，帮助制度建设得更加完善，作用不可小觑。本版文/本报见习记者 周宇

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政协》、《人民政协报》